南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1964年至1978年南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史料，现整理记叙于后，算是对那段历史的回顾。

  上山下乡1964年，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定》的文件。随即，南充地委成立了以曹庭明副书记为组长，任民副专员为副组长的地委安置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暨办公室（简称地委知青办），专区劳动局副局长薛峰兼任办公室主任。地委知青办结合南充专区城市待业知识青年的真实的情况，起草了《关于压缩城市人口妥善安置城市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规划（草案）报告》，以南委（64）028号文件批转各县、市委、专署各党组研究贯彻执行。同年5月，南充专区3828名（此数不含回乡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人数，下同）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地区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其中，南充市先后动员1000余名（含专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知识青年到苍溪县、仪陇县农村。上山下乡初期，知青先被安排住各生产队的集体公房（如保管室）或借住社员私房，后逐步采取国家补助为主，社队扶持、社员群众帮助为辅，所需木材在国家下达的支农木材指标中解决的方式修建知青住房。知青安置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插队安置；二是青年点安置；三是集体所有制青年农场安置；四是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五是回老家投亲靠友安置。知青粮、油供应标准和时限也不一样。凡插队安置的，从离开原住地到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止，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贸易粮（商品粮）30斤、食油3两。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的，从到场的第二个月起，由所在场按本场职工的标准供应贸易粮、油。青年点、集体所有制青年农场安置和回老家投亲靠友的，粮油供应按插队安置的标准供给。知青经费标准为每人148元。其中，城市动员费18元，安置费130元。当年，全区支付知青安置费566544元。此外，每个知青补助棉布14尺，蚊帐布42尺（包括蚊帐顶用布），絮棉1.2斤（南充市、阆中县每人补助1.8斤）。还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为他们配备了生产农具、生活用具。即每人配发一根扁担、一挑粪桶、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挑水桶、一个背篓、一件蓑衣；一个小木箱、一盏马灯、一双水胶鞋、一架木床、一张草席、一个粮柜、一张小桌、一个小木凳；一口铁锅、一把火钳、一个风箱、一把菜刀、一把锅铲、几个饭碗、一个洗脚盆。同年11月，在全区各县（市）知青办反映棉布、蚊帐布和絮棉补助偏少的问题后，地委对补助标准做了调整。棉布调整幅度为6尺调到10尺，全区新增棉布补助40060尺、增加蚊帐布补助58884尺。絮棉根据温差调整幅度为0.8斤到1.3斤，阆中县、苍溪县补助标准由每人1.2斤提高到2.5斤，全区新增絮棉补助4006斤。1965年，全区动员188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区内安置1300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喜德等县安置585人。对安置经费也进行了调整。农、林、牧、渔场的安置费由148元提高到300元，其他方式安置的由148元提高到230元。1966年3月21日，南充地委、南充专署召开首届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29个“五好知识青年小组”，11个安置工作先进人民公社，170名“五好知识青年”受到表彰。会后，全区又有1500名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区内安置300人，凉山彝族自治州安置1200人。1966年5月，开始后至1968年，南充和全国各地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停止。1968年12月，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南充地革委随即充实了知青工作领导班子，成立了以曹庭明任组长，南充军分区副政委杨登基任副组长的“地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和关景尧任主任，张碧兰、何为银任副主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各县、市也调整充实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有安置知识青年任务的区、人民公社确定了一名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并配备了专职知青工作干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较多的单位每年也派出干部下乡下队，协助当地党委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9年3月，地革委毕业生分配组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会议，动员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俗称“老三届”）到农村插队落户。24日，地革委在市人民广场（今德益时代广场）召开欢送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会。当时，我从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南充地区罐头厂工作，厂军管组安排我去参加欢送大会。那天，南充市万人空巷，会场上父母与子女、哥哥与弟弟、姐姐与妹妹、同学与同学拥抱泪别的情景，时隔43年仍时常在我脑海中呈现。1969年，全区动员11947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重庆市知识青年7998名。1970年，全区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凡城镇年满16岁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未升学、就业的青年都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全区共动员25448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南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多的一年。在南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亦发生了极少数基层干部、不法分子殴打知青，调戏、侮辱女知青以及逼婚、骗婚等违法违纪案件。1973年7月28日，地革委在苍溪县召开保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严惩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犯的公判大会，杀、判了一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犯。1974年，地革委根据川革委（1974）25号文件精神，对知青政策做了适当调整，对城市职工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问题做了具体规定，即：多子女已下乡、支边或在本县城以外工作，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不下乡；父母分居两地城镇、各带有子女，只能由一方身边留一人；多子女中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的，可以另留一人；孤儿不动员下乡，自愿要求上山下乡者，安排在国营农、林、牧、渔场；父母年老多病或死亡，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而又无亲属照管的，可以缓下乡或免下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患病或负伤，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无亲属依靠、城镇有家可归的，可以迁回城镇；父母死亡或年老多病，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无亲属照顾，允许迁回1人；已下乡的独生子女或父母多子女身边无人的，企业招工，有关部门要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给予照顾。如家庭有困难，已下乡子女需要照顾，但招工时解决不了的，允许迁回1人。当年，全区动员10735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动员977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南充市3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安置到黑龙江省逊克县反修农场，是南充唯一的一批支边青年。1977年，随着安置政策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开始减少，留城知识青年人数逐步增多。当年，全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470人。12月，南充地委、南充地革委在纪念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重要指示发表9周年之际，表彰了100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和1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个人。1978年，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办法》出台。这一年是南充地区最后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区有34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南充再没有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至1978年，南充地(专)区12个县（市）的698个人民公社、5226个生产大队接受安置南充地区和重庆市知青的任务，共安置知青112683名。其中，安置南充地区知青92885名，重庆市知青 19798名。在这14年中，有60人加入中国，3103人加入共青团，136人提拔为脱产干部，1934人进入地、县、区、社领导班子，6375人被评为人民公社以上的先进个人，8865人受人民公社以上的表彰奖励。2029人在当地结婚安家（1178人与农村社员结婚，359人与知青结婚）。回城安置1970年10月，省革委规定：工矿企业招收固定工，可以从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以上的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按招工条件，经过贫下中农讨论推荐，在国家批准新增人员的指标内招收。自此，全区知青通过招工、招干、参军、升学等形式，开始陆续调离农村回城市安置。当年，全区安置知青最多的苍溪县有1900名知青回城安置，25名知青参军。次年，全区11088名知青调离农村，回城安置工作。1972年，大学、中专恢复招生。依照国家下达的招工、招生、征兵（当时称“三招”）计划，经当地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由招工、招生、征兵单位按计划和条件、要求招收。当年，全区12县（市）“三招”知青共18551人。次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在全区招收752名知青入学。1975年，随着知青安置政策的调整和省革委“三招”可以从“在农村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政策的落实，南充地区知青回城安置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75年至1977年，回城安置的知青分别为3525人、5469人、6424人。1978年，中央《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南充按计划对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通过招工、招干、参军、升学、补充职工退休、退职、死亡补员等渠道，由地区和各县（市）劳动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回城就业。当年，全区14758名知青回城安置。3957名重庆知青回重庆安置。1979年，按照地委的计划安排，全区7789名知青回城安置。对417名1972年以前到南充未得到安置的重庆知青，南充地委，重庆市委制订了南充安置173人，重庆招回安置236人，外地安置8人的安置计划，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随后，在南充的1307名重庆知青全部回重庆安置。1980年，根据地委安排部署，对全区1439名尚未回城安置的知青进行了安置。对已在农村结婚安家，自愿留在乡下的知青，采取安排在区、乡供销、粮食、商业等部门工作的方式来进行安置。当年，全区知青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从1970年知青开始回城镇安置，到1980年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全区共安置回城镇知青8万多名（不含升学、参军和安置在区、乡工作的知青）。

  农民是很实际的。在我们下乡前，他们不相信会有城里的娃娃会到农村去当农民，所以当我们三个大活人真的坐在晒坝的条橙上时，老老少少围了一大圈，象看妖怪一样看了许久，这才相信真的来了“知识青年”。当然，报给公社“一切准备就绪”的谎言也就现了相，所谓给我们准备好的房间其实是家族的堂屋，里面和过去一样，正堆放着农具和粮食，还停着一副棺木。我们那里的人，早早备好棺木是财富的象征，思想和秦始皇一样。

  幸好我们生产队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备有招待所，就是在保管室旁给下乡干部备着一间小屋，其时小屋主人是我们公社最大的官—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主任听说我们没地方过夜，指示就住他的房间，于是当晚我们三个人就挤在一间大床上过了一夜。这事震动了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居然公社最大的官床给“知识青年”睡了一晚上，这“知识青年”是啥东西？该不是四清工作队又回来了？在这个早春的晚上，农户家饭桌上都在议论这一话题。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长亲自带领一群壮汉给我们腾房。堂屋里的一切半个上午就搬得无影无踪。从山里伐了几根柏木来，在地上钉下一个足够结实的桩，用两根横木做床枋，依靠已有墙石，半天做就一个足有七尺宽的大床。整整一年，我们三个人就睡在这床上。又在阳台上砌好了我们的灶台，在竹林间挖好了我们的茅厕，一天功夫，我们就有了家。

  这年秋天，到了农闲时节。生产队按公社指示给我们建新房。一天，天高云淡，我们三个来到生产队最高峰，卜选未来新居的地基。山顶上一片开阔，阳光充沛，竹木茂盛，风也特别大，可以远望华云山，符合“脚踩污泥心忧天下”的价值观。新房旁边的小院曾是地主的夏宫，现在住着土改时的四家贫农，队长一家也住这里。听说我们选定了地址，队长特别高兴，立马向公社报告，然后带人开始给我们修长三间的知青房。房子墙体是用土夯成的，叫干打垒。虽然简陋，但冬暖夏凉。夯到窗户位置的时候，发生了分歧。社员们按照生产队的要求不开窗，我们却坚决要开个窗。队长劝我们：你们知青是天上飞的鸟，哪会在我们这里呆一辈子啊，说走就走，这房子你们走了正好做生产队的蚕房，蚕房怎么能开窗啊？我们听了这样落后的话，大为惊讶，说：我们要扎根一辈子，你怕是中了下乡镀金的流毒了吧！队长摸摸光亮的脑袋，笑笑：好好好，给你们开个窗可以了吧。后来开出的窗象伏契克写的267号牢房的洞，一个小簸箕就可盖住。

  房子要上梁了，队长说：你们三个还是要发点彩礼才好。原来上梁是要点炮竹的，是要用红布巾捆扎那梁柱的，是要好好地吃酒吃菜的，是要发喜烟的，不然会遭不幸、不吉利的。队长站在土墙上大声说：我问过主任，他说知青房只能修好不能修坏，出了事你们可负得起责？！周围的汉子们也附和着嚷嚷了起来。我们于是振奋起豪气，倾囊办一桌酒席，一个个叼着纸烟，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一醉方休。

  队长的话果然不错。两年后，两个兄弟回城了，我从学校回生产队时，借住在队长家里了。房子成了生产队的蚕房，出了上等好蚕茧。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回到生产队，我们的房屋年久失修已经垮塌了，绿色的藤蔓爬满在断墙上，完全淹灭了我们的青春岁月。

  冯文广，文化学者，教授。曾为省内高校负责人，省政协常委。退休后热心川北历史背景和文化研究和传播